松本清張〈某「小倉日記」傳〉與森鷗外「小倉日記」

圖片來源：博客來

【明治三十三年　一月二十六日】

終日風雪，其情狀不同於北國冬日。一堆暗雲被風吹過來時，雪花翩翩飄飛，而在天空之一隅卻可見藍天中有日光照射。此九州地方下雪，真堪謂冬日陣雨。－森鷗外《小倉日記》

1953年，松本清張以〈某「小倉日記」傳〉頒獲芥川賞，正式在日本文壇嶄露頭角。

榮獲芥川獎之前，松本清張在九州小倉的朝日新聞西部分社的廣告部工作。1950年（昭和五十年）《朝日週刊》刊出「百萬小說徵文」的訊息，首獎三十萬元。松本清張將處女作〈西鄉鈔〉投稿後，獲得第三名以及獎金十萬圓，〈西鄉鈔〉也被刊載於《朝日週刊別冊》，同時入圍第二十五屆直木賞。或許是得獎信心使然，他將刊登得獎作品的雜誌寄給當時《三田文學》的編輯木木高太郎，木木來信邀稿。松本寄了兩次稿子，兩次都獲得刊登。短篇小說〈某「小倉日記」傳〉於1952年（昭和二十七年）九月首次刊載於《三田文學》，不僅入圍直木賞，還受到芥川賞評委坂口安吾讚揚，獲得第二十八屆芥川賞。該年有二位同時受獎，另位是以〈喪神〉一文得獎的五味康祐。

〈某「小倉日記」傳〉內容講述居住在北九州小倉地區的孤獨殘障青年田上耕作，身體殘疾但無損智力，生理上的自卑感使他寄情文學。閱讀森鷗外的小說時，意外勾起童年時對「傳便」鈴聲的難忘記憶，促使他拖着殘障之軀逐步探尋，編纂森鷗外失落的《小倉日記》中的故事。

「小倉日記」，是森鷗外作為陸軍第12師團軍醫部長赴任小倉時寫下的日記，紀錄時間是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六月至1902年（明治三十五年）三月。森鷗外來到小倉時還不到四十歲，正值壯年，創作出一系列和歷史觀、近代觀相關的隨筆和著作，小倉時期的作品《獨身》和《雞》中也能看出幾分獨自生活的樸素寂寥。現今北九州市小倉北區仍保留森鷗外舊居。《鷗外全集》第二十四卷的後記部分，提及森鷗外在小倉時期的日記為何會遺失的原委。森鷗外在小倉待了三年，這段期間所寫的日記雖曾託人謄寫保存，但出版全集之際卻遍尋不著。親戚表示，曾看到那本日記放在觀潮樓書房一隅的書箱中，據說被某人拿走，下落不明。編輯與書店都千方百計地找過，仍一無所獲。

北九州小倉市，森鷗外故居。圖片來源：http://www.gururich-kitaq.com

〈某「小倉日記」傳〉書中的田上耕作某日在森鷗外的小說《獨身》當中，讀到：「外面不知何時飄起雪來了。時不時能聽到踏雪跑過的傳便者匆匆經過時搖響的鈴聲。」這一段文字喚醒他對「傳便」鈴聲的回憶，後來得知「小倉日記」遺失後，他甚至認為那本未知的日記與自己必定存在某種聯繫。

當時正是民俗學家柳田國男的民俗學普遍流行之際，愛好者們蒐集地方鄉土文化資料，編輯成文，再刊登於雜誌上。田上耕作起先也是根據鄉土雜誌上的文章揣測小倉時代的森鷗外，又看了民俗學者的資料採集方式之後，逐漸起意，決意拖著不良於行的身體，四處查訪搜尋，期望編出一本能取代那本文豪所遺失的手札，填補「小倉日記」失落的空白。他依循森鷗外作品（如《兩個朋友》《獨身》《雞》）以及周邊史料，尋訪森鷗外於北九州地區結識之人，即便只是隻言片語也要一一查尋。

尋訪過程當然不會一路順利，某日田上耕作悵然返家，卻意外收到一封信，寄件者是森鷗外的弟弟森潤三郎。大意是說，「聽K氏提起閣下。我正打算寫些家兄的事迹，很想知道他在小倉的生活。如果不妨礙閣下的調查，能否將調查成果賜教。」寫得非常客氣。田上耕作欣然修書寄去。之後，在1942年（昭和十七年）出版，森潤三郎所著的《鷗外森林太郎》中提及——小倉市博勞町的田上耕作氏，調查了家兄滯居期間的事迹。

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二月，森鷗外的「小倉日記」在東京重見天日，當時，森氏子孫自逃難點帶回裝滿廢紙的衣箱，打開一整理，發現這本日記。但田上耕作在不知道這個事實的情況下，已經因病逝去。

　　

任小倉第12師團軍醫部長出發前日，拍攝於觀潮樓茶市室前方。

出生於1909年，遲至1953年才以〈某「小倉日記」傳〉頒獲芥川賞，這時的松本清張已經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了。在自傳《半生記》當中提到，開始撰寫〈某「小倉日記」傳〉的時候，正值夏天，全家人居住在小倉黑原地區，美軍基地旁兵工廠的員工宿舍，只有三個小房間。夜晚，妻子和四個孩子一起窩在蚊帳裡，隔壁房間的父母鼾鼾熟睡。松本清張則是一邊搧著茶色團扇，一邊寫稿，偶爾起身至隔壁的廚房喝水。

得到芥川賞一年後，松本清張得以轉調至東京總社。也在《文藝春秋》上發表作品。

家境貧寒，出身低微的松本清張，年幼即自謀生計，當過街頭小販、學徒、印刷廠工人，大公司的基層職員，戰時被派往朝鮮當衛生兵，直到40多歲才躍登文壇，展開爆發性的創作，一手推動日本社會派推理文學浪潮。時代與生活的烙印，歷經艱苦，飽嚐人情淡薄的磨練，作品當中極力點出日本社會的封閉與寡情，以關懷之眼看待社會弱勢邊緣者的清張文學，在早期作品〈某「小倉日記」傳〉便能看出這種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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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清張著，《某「小倉日記」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

森鷗外的歷史書寫－《切腹的武士》之〈高瀨舟〉

關鍵字：森鷗外、乃木希典、歷史小說、高瀨舟、切腹、安樂死

森鷗外

軍醫與文豪

森鷗外，本名森林太郎，出生於1862年（文久二年），家族來自石見國島根縣津和野町，是津和野藩典醫森靜泰的長子。森家族世代從醫，侍奉藩主，森鷗外從小被稱為「神童」，且天資聰穎，極富語言天賦，在家族教育與薰陶教化下，受到良好的國學、漢學和蘭學教育，也學習德語，十五歲即進入東京大學醫學院就讀。畢業後，為明治政府任用，擔任陸軍軍醫。二十二歲為研究陸軍衛生制度與衛生學，奉命赴德留學。留德期間，除了投入本業衛生學的調查研究之外，也著手翻譯德國經典文學。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歸國。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森鷗外赴任大連，之後又隨樺山資紀前往臺灣擔任臺灣總督府陸軍局軍醫部長，短暫停留後即返回日本。

森鷗外於1907年，晉升陸軍軍醫總監，此為軍醫的最高職位，相當於中將。軍醫務繁忙之餘，仍致力文學創作。早在1890年，森鷗外將留學時與德國女子的悲戀故事為雛形寫成小說處女作〈舞姬〉，刊於《醫事新論》。1896年，與同好創立《柵草子》文藝期刊。基於豐厚的西歐式才學知識，森鷗外作品種類多元，不僅創作小說，又從事翻譯，將歐洲文學引進日本文壇；也將所見所思發表為文藝評論，是當時銜接東洋與西洋文化的典型知識份子，日本文化轉型期的重要啟蒙者，也開創日本浪漫主義的先河，對日本文學家影響深遠。身為夏目漱石弟子的芥川龍之介、太宰治和三島由紀夫都非常尊敬森鷗外，在日本文壇的地位可見一斑。

乃木希典殉死事件

森鷗外具備了日本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的條件，〈山椒大夫〉、〈舞姬〉、〈高瀨舟〉、〈阿部一族〉等，均是日本國高中的國語文教材。明治末期，日本局勢動盪不安，森鷗外因此多有所感，後期的作品，大都從社會人際關係的觀點，洞澈而深入描寫人性，尤其是歷史小說領域，在極為精緻的理論架構下，創造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將自己的歷史小說分為「遵照歷史」與「脫離歷史」二類，〈山椒大夫〉與〈高瀨舟〉皆屬於後者。其小說書寫的轉折，始於1912年（大正元年）明治天皇駕崩，國喪當天，乃木希典將軍夫妻為明治天皇殉死事件。

乃木希典夫婦

乃木希典（1849－1912年）是日俄戰爭中立下功績的陸軍大將，曾經參與戊辰戰爭與西南戰爭，戰功赫赫。1896至1898年擔任日治時期第三任臺灣總督。乃木希典將軍對於森鷗外而言，可稱上是相當重要的影響人物，二人皆出身於中國山陰地區，同屬陸軍軍閥，也都曾停留臺灣。

乃木大將的切腹殉死驚動日本文壇，森鷗外因此受震撼，文風丕變，數日之內便於《中央公論》發表〈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是獻給乃木希典的輓歌，也是是森鷗外第一篇歷史小說，以此為發端，開始創作一連串歷史小說。隔年發表〈阿部一族〉，1914年發表〈堺事件〉，五十四歲時又創作〈高瀨舟〉，刊載於《中央公論》。儘管「殉死」這樣的行為已不合時宜，但乃木大將之死仍帶給當時的日本社會極大衝擊，在文壇也掀起波瀾，夏目漱石〈心〉、三島由紀夫〈憂國〉、芥川龍之介《將軍》、司馬遼太郎《殉死》等作品皆能看出乃木希典夫妻殉死事件的影子。

〈高瀨舟〉－以歷史書寫追探生命議題

《切腹的武士》，圖片來源：博客來

《切腹的武士》一書，收錄森鷗外的四部歷史小說，〈興津彌五右衛門的遺書〉（1912年）、〈阿部一族〉（1913年）、〈堺事件〉（1914年）、〈高瀨舟〉（1916年），其中短篇小說〈高瀨舟〉是森鷗外對於生命課題的追探。

對於處在極度痛苦境地的人來說，死亡能否是一種人生選項？
「高瀨舟」是上下航行在京都高瀨川的小船。德川時代，京都的犯人被宣告流放遠島時，會召喚其親屬至牢房，讓親屬和犯人告別。接著犯人會被迫搭乘高瀨舟，遣送至大阪。負責運送的是京都町奉行管轄的下級官員，稱為「同心」，這位同心依照慣例，會允許一位犯人的親屬一同搭乘高瀨舟至大阪，但此慣例並不會通報中央，算是網開一面的默許作法。

當時被宣判流放的罪犯，雖是犯下惡行，但大多不是因為偷盜放火的猙獰惡人，乘坐高瀨舟的犯人多半一時鬼迷心竅而鑄下大錯，例如，原本打算殉情的男女，先殺了要一起殉情的女人，但自己卻活了下來的男人。

以江戶時代為歷史背景的〈高瀨舟〉，運用日本過去的運送囚犯情境，目的並非重建舊式的人情互動，而是藉由「同心」羽田對於犯人喜助的好奇，引發出現代人仍然持續思考的根本問題。

內容大意是，犯人喜助某日回家，看到一把剃刀插在弟弟的脖子上，原來是弟弟長年不堪貧病自殺，卻失敗，痛苦哀求喜助快點替他將剃刀拔出，讓他早點死去，為了不讓弟弟受到折磨，喜助照著弟弟的意思，將插入弟弟喉嚨的剃刀拔出，不巧，被鄰居目睹將刺刀拔出的舉動，而被判為殺人犯。羽田聽到喜助的話，不禁懷疑這項罪名是否應該成立，但除了奉命行事外，也莫可奈何。另外，因被判流放至遠島的犯人，能獲得銅錢二百文，喜助坦誠表示，手邊能有不必花用，能留給自己的錢，這可是頭一次。

「喜助不忍心看弟弟如此受折磨。為了讓弟弟從痛苦解脫而讓他早一點喪命，這真的能算犯罪嗎？」

森鷗外在後記〈高瀨舟緣起〉提到，此事記載於江戶時代隨筆《翁草》，他讀過後產生兩個疑問：一是財產的觀念，另一個問題則是，安樂死是否能稱作是殺人？

人為何常感不滿？如何由衷感到滿足？法律所規定的殺人犯行，沒有灰色地帶嗎？為了救人而造成人的死亡，和殺人是同一項罪名，應該接受相同的懲罰嗎？為了救他脫離痛苦，才結束他的性命，算是犯罪嗎？

《切腹的武士》最末篇的〈高瀨舟緣起〉解釋了森鷗外的創作動機，他認為：「既然因瀕臨死亡而痛苦，何不讓人痛快地死，從痛苦中解脫。這即是安樂死。意味著讓人安詳輕鬆地死去。高瀨舟的犯人，不正處於相同的處境，我對此感到興味盎然。」身為醫生的森鷗外，早在1910年代便開始思索「安樂死」這項前瞻性議題。或許源自過往的戰場前線的軍醫經驗和深厚的文學根柢，在作品中能看出其人文素養以及對於人道關懷與思考，其歷史小說，也並非單純追憶歷史，而是在歷史題材的作品中揭示社會問題，〈高瀨舟〉更是巧妙結合兩項主題。正如吉田精一所說，森鷗外的歷史小說特點是，將人物和事件安排在客觀的環境裡，結合當前的現實和歷史的事實，從而來研究社會行為的倫理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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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鷗外著，黃碧君譯《切腹的武士》（紅通通文化出版），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