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神或祖靈－大同鄉．寒溪〉節錄於──《直到平原深處》

野生果樹附近

都是野生的

「天氣向來也都是野生的」

張繼琳，〈大同鄉〉

1.

大同鄉，地處宜蘭縣西南隅，全境有三分之一屬於山區，是一典型山地鄉，日治時期以前，此地廣大區域皆為泰雅族溪頭社狩獵與生活空間。東京帝國大學植物學教授早田文藏於1916年（大正五年）前往宜蘭探勘採集植物寫下：「今天我更深入蕃地探險，壯麗的中央山脈聳立著，山峰屹立於海拔11,000呎的天際。接著又前往宜蘭山區，這在幾年前是不可能去造訪的。只因那兒住著會獵人頭的蕃族。」日本據臺後，為順利開發蕃地資源，以隘勇線推進的方式，壓縮原住民地域，擁有豐富林木資源的泰雅族，因日本總督府積極開發太平山林區，紛紛移往蘭陽溪河谷平原地帶。

大同鄉以擁有太平山林場聞名，下轄復興、寒溪、樂水、英士、松羅、崙埤、太平、茂安、四季、南山等十村，其中以寒溪村居民數為最多。

駛入寒溪村，放眼看去，綠疇圍攏，除了山景便是寒溪吊橋。佇立溪床，連結寒溪與華興的鋼索吊橋，強而有力的紅色線條將天空分割成塊，在非綠即藍的寒溪山野，醒目得有些突兀。自吊橋遠眺，無論望向何處，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勢，山與光與影的變化，顯得沉靜慵懶。

2. 

你將來要進日本人的神社，還是我們賽德克祖靈的家？

電影《賽德克．巴萊》

曾為蕃童教育所的寒溪國小後山藏有一座日本神社遺跡「寒溪祠」。創建於1932年（昭和七年），屬於蘇澳郡蕃地的社祠，結合寒溪、古魯、小南、四方林、大元五社蕃人苦力建設而成，主祀天照大神與歿於乙未戰爭中的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於1933年（昭和八年）八月十一日舉行鎮座式，式後在寒溪教育所舉行稻蒿細工品授與式，放煙火慶祝後，再於教育所舉行蘇澳郡蕃童聯合學藝會，五社原住民跳舞助興同慶。 作為殖民政府蕃童教育所指標地，寒溪祠的設置具有示範作用。

探訪寒溪祠遺跡，可從寒溪國小操場後側，沿階梯步行而上。不同於市區，蕃地神社多設置於鄰近部落的小山上，地域遠僻，規模不大，社格較低，通常以「祠」為名。通往寒溪祠的階梯經過整建，一側的扶手欄杆上繪飾紅、白、黑菱形圖騰，另一側是墨綠色老葉與嫩綠新芽層疊交錯。

都市裡住久了，特別是最近，心靈沒有休憩的閒暇，格外珍惜這份寧靜。目睹青空、遠方的山、近處的草葉、石梯上的蟲子，各色風景與記憶隨光線篩落，我想起日本旅遊，登山歇憩路途，高地神社林蔭深邃的參道，那條條踏上無境的長路，道道邁入無物的階梯。有時走在山路上，會不經意產生一種錯覺，以為自己走入一個奇異他域，或許是曾經造訪的鄉鎮，另一個國度，又或許是跳接交錯的現實與夢境，我無法言傳這樣的穿梭交會，只能任憑思緒一再一再迴返，隱入其中。

3.

就是這裡嗎？

抵達寒溪祠所在地後，「原來如此啊？」的失落多於驚嘆。

指標性的鳥居已不在，從僅存的石階、石燈籠和荒草叢生幾近掩沒的主殿基座，後方列排堆壘的石牆，猶可推測確實曾經存在謂之「神社」之處，可能因缺乏有效管理維護，遺跡頹圮散裂，雜草深埋宛如廢墟。石燈籠旁側立的「銃獵の廢」石柱，以及砌石牆前方的「五社誓詞碑」，或許是最有資格見證歷史的遺物，昔日寒溪祠成為洋溢荒蕪的縣定古蹟，豪不留情營造風華褪去的殘景。

具有日本歷史風土性格的神社移植至新殖民領地，交雜民族情節與政治因素，缺乏信仰的基盤，隨著政權更迭，遭到剷除或改建。國殤聖域或觀光名景，荒廢或再發，都是臺灣社會歷經政權更迭所留下的空間印記。

此刻的天淡得有些悲情，薄雲湧現，雲影落貼石牆，也落在鬱鬱林木綠葉枝幹間，順沿視線下瞰，屋舍低儼、鄰近寒溪吊橋旁的派出所，道路漸次蜿蜒；再向後望，隱約可見山和山之間有一片稍微開展出來的平野（是蘭陽平原吧），還能稱上普通的風景，沒有特別令人心動的亮點，但我相信這裡一定曾經存在什麼不同凡響之處，眾神或祖靈確實仍出沒在這片林野地域，注視此地此域陳演人情與人性的殘酷與優雅。留下的神話傳說，被山林收藏得很好，偶爾藉樹林透出的微光，傳達威儀而堅定的信仰之心，也許正因如此，祂們無形也無體。

喜歡尋訪歷史殘跡，也只是個人興趣而已。原本是毫無目的地散步，若強要說有何目的，那就是當我不經意行走足履，來到省道後方殘留歷史遺跡的老石階，或遠離人群喧塵之處，仰望依山小徑的樹木，或見到社區家戶窗牆蔓生已知未知的草藤花葉，總覺得周圍的光景調和了感情，散亂的心緒被當下收束，留下的蹤跡將被那些無以為用的感慨和此時此刻的欣喜所掩蓋。

全文刊載於：楊書軒主編《直到平原深處》，宜蘭縣文化局出版，2019年

節錄刊於《聯合文學雜誌》，11月號/2019 第421期

要「征韓」還是「征臺」？──明治維新後日本政府內部的關鍵路線之爭

明治維新後的大久保利通 (source: wikipidia)

與西鄉隆盛並稱維新三傑之一的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幼名正助，號甲東，他與西鄉隆盛同樣出身薩摩藩下加治屋町（鹿兒島城下町）的下級武士之家。大久保利通曾擔任藩內書役助之職，但於嘉永三年 （1850 年）受由羅騷動牽連，父親大久保利世因而被解職和流放，大久保利通亦被解職並判予謹慎（自閉）處分，因此家道沒落，陷入貧困。

相對於西鄉隆盛受到藩主島津齊彬賞識，大久保利通則是在島津齊彬逝世後，受島津久光拔擢參與藩政，並於 1862 年賜名「一藏」。雖成長於薩摩，大久保利通卻沒有薩摩男兒的爽颯特質，他冷峻少言，給人的感覺猶如福地櫻癡所說的：「北海冰山」。若以文武官之分，西鄉隆盛相當於武官，大久保利通則是標準的文官，兩者差距甚大。

英國外交使節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在《明治維新親歷記》對於大久保利通這樣描述：「毫無疑問，後來天皇下決心遷都，江戶終於成為日本的政治中心，並改名為東京──即東部的都城，大久保發揮了極為重要的影響。但他是個極少言寡語的人。」[1]

西鄉隆盛也曾說過：「若將國家比喻為一棟家屋，我有自信建造的房子遠比甲東的還要牢靠。然而，家屋的建築業已結束，在擺設家具、裝潢室內到布置住家景觀方面，甲東確實有天賦，諸如我等連修理茅廁一隅也不夠資格。但若要再度破壞家屋，甲東仍不如老子。」[2]

大久保利通並不如電影《末代武士》裡的大村松江彷彿世仇般痛恨西鄉隆盛，他與西鄉既是童年夥伴又為摯友，在西鄉受安政大獄波及流放奄美大島期間，兩人仍保持書信往來，他也為了西鄉的特赦奔走，甚至在西鄉面臨第二次流放時，大久保曾想過要和西鄉一起殉死。西鄉重返薩摩之後，兩人攜手倒幕成立維新政權，卻在進入建設新國家的階段，在「征韓論」的論點有不同看法，突顯出二人政治上觀點存在極大差異。

岩倉使節團，右一為大久保利通 (source: wikipidia)

「廢藩置縣」到「征韓論」 

戊辰戰爭中以武奮戰的薩摩士族，在維新政權成立後，雖然有人成為東京駐防的近衛兵，有人進了警視廳，但除了這些人能拿薪水之外，大多數士族都被迫面臨失業。 

明治四年（1871 年）廢藩置縣後，舉國譁然，失去特權的士族鼓譟鳴冤之際，大久保利通和木戶孝允卻是以岩倉使節團的一員到國外考察去了。士族的不平也好，山雨欲來的暴動氣氛下百姓的不安也罷，這些情緒全都留給了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留守日本的內閣。對當時的士族來說，明治維新換來的，只是一場空罷了。 

明治維新不久後，原以對馬藩主宗氏為媒介來向朝鮮交涉的日本，藉新政府成立向朝鮮半島提出建交，但朝鮮以奉清朝皇帝為由拒絕，此舉激怒了日本的新政府。不過即使以此為導火線，也並非起因，征韓不過是以朝鮮的對日態度為藉口，於此時間點上表面化而已。 

對新的明治政府而言，對外路線的抉擇之一，是將日本的勢力擴展至朝鮮半島，藉由朝鮮半島來確保日本的國家安全，即所謂的「征韓論」。但此路線的風險極高，留守政府因此出立即提出征兵海外的提案，但使節團的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認為政權才成立未久，反對貿然採行海外冒險的策略，主張應以內治為優先。 

西鄉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這對自幕末出生入死的患難搭檔，兩人的征韓不同調，源於對政治理解的差異。 

西鄉隆盛的征韓論，並非單純出征攻打朝鮮，而是希望能先以遣韓使的身分過去，將明治維新的思想輸往他國，漸次形成國論，若遣韓使遭受殺害，則可建立起「征韓」的大義名分，除此之外，更試圖解決不平士族的困境。 

大久保利通則代表理性主義派，堅持走清楚明確的現實主義路線。大久保利通在歐遊旅程中，最欽佩俾斯麥。從政治外交角度出發，日本在征戰朝鮮之前，必須先解決國內問題，貿然征韓將導致日本面臨一場毀滅性的戰爭，讓本來已經龐大的財政赤字更為膨脹，拖垮國內經濟和改革進程。 但大久保利通自己也十分清楚世界局勢，從世界列強的利益平衡與地緣政治來看，朝鮮並不需要畏懼日本，而日本也承受不起敗於朝鮮，特別是兩國背後虎視眈眈的列強，俄國南下威脅的隱憂等都必需考慮。也因此，大久保利通認為西鄉的征韓論點，既危險又缺乏思考。 

明治六年，由征韓論引發的政變讓西鄉隆盛、江藤新平等辭官下野，改由大久保參議新設內務省並兼首任內務卿，實質相當於首相，被稱作「大久保獨裁」的政壇拉開序幕，其於日本政壇影響力亦延續至今。大久保利通的次子為政治家牧野伸顯，牧野伸顯的女婿是日本前任內閣總理大臣吉田茂，麻生太郎和寬仁親王妃信子是其曾孫。 

從「臺灣出兵（牡丹社事件）」到出使北京

為了解決長久以來臺灣島周邊遇難的漂流船屢屢遭原住民侵擾的問題，日本政府曾試圖以外交途徑謀求解決之道，但一如過去歐美商船在臺遇難的經驗，清廷總是以化外之地、化外之民為由，推諉責任。

明治六年（1873 年）副島種臣以特命全權公使身分和柳原前光來到中國，到達北京後，會見辦事大臣毛昶熙和董恂，柳原前光分別與兩位大臣談起臺灣原住民殺害琉球人事件。毛、董二人告訴副島種臣殺人者「生番係化外之民，我政府未便窮治。」[3]即殺人者皆屬生番，為化外之民，非中國政教所及之意。

於是，在清廷無法處理此等問題的認知下，副島種臣將臺灣為清政府「化外之地」的話柄帶回日本，大久保便憑藉這一點毅然決定出兵臺灣，過程中，美籍外交顧問李仙德（Charles W. Le Gendre）也大肆煽動日本出兵。

西鄉隆盛辭官後，以薩摩為首、支持征臺提案的是大久保利通和西鄉從道，他們希望藉由征討臺灣生番，安撫國內沸騰的征韓情緒。若實行征韓，或許會招致俄國出兵，但若是征討臺灣，依照清國所謂生番乃化外之民的說法，即便征臺也不至於侵犯到清國主權。如此一來，便得以為征韓論者降溫。

根據大久保利通日記記載，他與西鄉從道「徹夜談論，聆聽有關臺灣事件，東京情況。」對於臺灣出兵，國內外都有反對聲浪，大久保一度決定中止出兵，但西鄉從道已讓各軍艦先行出航，他不得不承認此舉已成既定事實。

面對臺灣出兵事件，日本議閣在確定方針後，命大久保利通為全權辦理大臣的身分，前往北京交涉，與清國全權代表恭親王奕訢進行會談。當時任職清國總稅務司的赫德（Robert Hart）描述雙方會談情形：「簡單地說，日本提出臺灣為無主之地的主張，緊咬著國際法不放，主張出兵的正當性，但清廷方面總是回答：『謝謝您的忠告，但臺灣是我們的啊。』」[4]雙方雞同鴨講，談判陷入膠著，大久保利通於日記中寫道：「實際鄙人進退維谷，困苦至極，因而深思熟慮。」[5]

兩難之際，英國駐清公使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出面調解，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簽妥互換條約與調印互換憑單，清廷支付五十萬兩賠款，承認日本出兵臺灣是「保民義舉」，以換取日本撤兵。大久保後於日記寫道：「此次奉重大使命，其困難難以言表，幸而大事告成，離京之時自感欣喜。」[6]北京出使一事也更加奠定大久保利通在政治外交方面的領導地位。  

臺灣出兵（牡丹社事件），西鄉從道與瑯𤩝十八社頭目合照，照片中央戴帽側臉者應為西鄉從道 (source: wikipidia) 

造訪臺灣

外交議談定案後，大久保利通返回日本途中特意前往臺灣，一方面是通知征臺軍與西鄉從道可以撤退，另一方面則是弔唁戰歿者英靈。

難得來到臺灣，大久保利通原本打算與原住民合照（大久保喜歡拍照，西鄉隆盛則是討厭拍照），但原住民一看到相機，以為是大砲，驚恐之際一哄而散，後來是與原住民交涉經驗老道的西鄉從道，重新聚集原住民後，才拍下這張與琅嶠十八社頭目的合照[7]。當年十二月臺灣遠征軍準備離臺時，原住民頭目還贈與征臺軍總司令西鄉從道都督一只銀質手環[8]。

無論是從西鄉隆盛與大久保互通的書信，或是大久保歸國後，西鄉頻繁出入大久保宅邸來看，都顯示出這個時間點上，兩人之間的對立還沒有浮上檯面。但是在征韓論方面的意見分歧，使得原為總角之交的二人無可奈何地變得極為疏遠。而這就是歷史的無情之處[9]。

[1] 薩道義，《明治維新親歷記》（文匯出版社，2017 年），頁 370。

[2] 勝田孫弥著，《甲東逸話》，（富山房出版，昭和 3 年），国立国会図書館。

[3] 《清史紀事本末•卷五十三》

[4] 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2006 年），頁 115。

[5] 井上勝生著，周保雄譯《日本近現代史卷一：幕末與維新》（香港中和出版，2016 年）頁 258。

[6] 藤崎濟之助著，全國日本經濟學會譯《臺灣史與樺山大將－日本侵臺始末•下卷》（海峽學術，2003 年），頁 353。

[7] 林呈蓉，《牡丹社事件的真相》（臺北：博揚，2006 年），頁 106-107。

[8] 西鄉都督與樺山總督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西鄉都督與樺山總督》，昭和 11 年。

[9] 田中彰著，何源湖譯《明治維新》（玉山社，2012 年），頁 291。

2018/9/5 刊登於：故事：寫給所有人的歷史

【現代日本的形成】專題

https://gushi.tw/why-did-japan-change-from-recruiting-korea-to-levying-taiwan/#_ftn3

松本清張《半生記》《西鄉鈔》

「從十六歲開始幫忙家計，直到三十歲為止，因為家庭和父母的因素讓我的人生寸步難行。－－我幾乎沒有甚麼值得懷念的青春可言，前半生都是慘白黯淡的。」－《半生記》

松本清張在自傳《半生記》裡如是說。《半生記》是松本清張在55歲時，應《文藝春秋》邀稿，以專欄方式連載。

松本清張的父親峯太郎出身農家，出生不久便過繼給鳥取米子的松本夫婦當養子，小學畢業後離家出走，曾在廣島的警察部長家裡工讀，後來和廣島出身的母親結婚。父親是不折不扣的樂天派，不喜勞動，稍微懂得一些法律常識，母親卻是目不識丁的悲觀主義者，夫妻感情不和，天天爭吵。一家蝸居在窮困得令人難以置信的陋巷窄仄裡，和其他貧病者一起苟延殘喘過活，貧賤夫妻百事哀，賣過年糕紅豆餅彈珠汽水豆皮壽司，在服裝店打雜幫客人擺鞋子，小吃店開開倒倒，曾以討債維生，生活襤褸近乎朝不保夕。

「一到冬天，冷風就從木板牆的縫隙灌入，粉雪冉冉飄在蒙住腦袋的棉被上。梅雨季節則有數量驚人的蛞蝓從潮濕的泥土間爬上來」

松本清張自小學高等科畢業不得不輟學謀職求生，做過電器公司的工友、賣年糕的小販、印刷廠的工人、報社的小美工，家庭經濟重擔和工作不順，反覆交雜攻擊，一度對人生絕望。或許是遺傳到父親峯太郎的樂觀，即使環境再惡劣，清張還是堅持閱讀，不改其對文學的喜好。他自述十六到十八歲間，是感覺最為敏銳的時代，在這樣的時期抽空雜讀，對日後文學事業幫助頗大。

1937 年，《朝日新聞》在小倉開設西部分社，他寄出履歷應徵，得到面試機會，受雇為廣告部按件計酬的報社專屬特約人員，負責描圖完稿。當時正值中日戰爭，日本國內也受到戰時景氣影響，日軍每傳來捷報，地方報紙便刊出整頁廣告慶賀，光是繪製「祝皇軍進軍北京城」「祝皇軍旗開得勝」的廣告就應接不暇。除了《朝日新聞》之外，也持續做其他印刷廠的廣告樣版，即便身兼二職，仍競競業業，無法擺脫收入不穩定的陰影，隨時擔心可能被剝奪賴以餬口維生的工作。
松本清張在《朝日新聞》西部總社工作二十年，最初兩年是兼差人員，之後兩年是特約人員，還不是正式職員，往後的十六年才成為「朝日新聞社的員工」。因為學歷低又不擅於交際，繪圖製版在廣告部門也不受重視，加上特約職員屬於低階雇員，飽嚐冷落歧視，邊緣又卑微。他與校對組主任頗有交情，這位主任熱衷考古，經常向他談起考古的事情，受到同事影響，有時為擺脫社內沉悶壓抑的氣氛，便造訪北九州ㄧ帶的歷史名勝遺跡。
三十四歲接受教召入伍，竟然因此認為不分貧富年齡身分地位，所有新兵一視同仁的軍隊，才是職場所看不到的，一切平等的「人間存在」，覺得非常「奇妙」。在朝鮮迎接終戰，很快就回到日本。戰後，他依然在印刷廠繪圖製版，偶爾參加海報設計比賽。

松本清張在後記裡提到，原本對於文藝春秋的邀約，意願不高。其原因一是本就非立志走文學之道，沒有所謂文學歷練的事情可談。二是靠寫小說維生的部分，只占現有人生的12、13年。平常少與文壇人士往來，與其他作家也沒有深交，寫不出文壇交遊錄的東西，讀者也會乏味無趣。二十多歲時，雖喜歡讀書，也曾有想過寫小說的念頭，但被生活重擔壓得喘不過氣，認為養活一家人才是正事，希望工作穩定下來。

1950年，昭和五十年。《朝日週刊》刊出「百萬小說徵文」的消息。首獎三十萬元，是當時最高金額的獎金。這對文學或小說不懷抱夢想的松本來說，是沒有任何關係的，直到有一天，翻閱百科全書時無意間看到「西鄉鈔」這個條目。隨意翻讀後，腦中閃過—或許可以寫成類似小說的東西，便開始構思小說架構。

當時松本清張還在九州小倉的朝日新聞西部分社的廣告部工作，每天的工作是繪圖製版，由於通貨膨脹的關係，為維持一家八口的生計，逼得日夜加班。他曾幻想若能獲得獎金減輕家計負擔，該有多好。於是動筆，那時距離截稿時間只剩20天。松本買了鉛筆和粗劣的記事本，將筆和本子放在西裝口袋裡上下班，利用在家或報社工作空檔寫小說。有一天回家路上發現鉛筆似乎在半路上遺失，沿路來回找依舊找不到，只好改用報社的3B鉛筆，但筆芯太軟，必須隨身攜帶美工刀削筆。

投稿的短篇小說處女作〈西鄉鈔〉獲得第三名，被刊登在《朝日週刊別冊》，同時入圍當期的直木賞。獎金十萬圓用來充當生活費。處女作入圍直木賞激發信心，他將刊登得獎作品的雜誌寄給當時負責編輯《三田文學》的木木高太郎，木木來信邀稿。松本寄了兩次稿子，兩次都獲得刊登。後來〈某「小倉日記」傳〉得了芥川賞。

讓松本清張躍上文學舞台的短篇小說〈西鄉鈔〉，講述某位報社人員策畫九州文化史展覽時，發現一本明治維新初期的記事本，記載了一樁由「西鄉鈔」引發的金融詐騙案。（「西鄉鈔」是西南戰爭期間，薩摩軍隊為籌措軍費發行的貨幣。）或許是報社時期將尋訪歷史當作閒暇興趣之故，松本清張的歷史小說也相當耐讀。除了看出對日本歷史必然有相當程度的研究。從〈西鄉鈔〉已略能讀出，他以人性為出發點，強調犯罪的社會性動機，揭露人性的矛盾和惡習，以及反映日本極為嚴密的社會結構下，弱勢底層無奈與悲哀的真實力道。

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松本清張短篇小說集《西鄉鈔》，收錄十二則短篇小說，以明治維新時代為背景的有：〈西鄉鈔〉〈人力車行〉〈梟示抄〉〈啾啾吟〉〈戀情〉等；以幕府時代為背景的有：〈戰國權謀〉〈酒井家殺人事件〉〈兩代人的殉死〉〈相貌〉〈流言始末〉〈白梅之香〉等。其中〈梟示抄〉是講述佐賀之亂後，江藤新平逃亡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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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本清張著，邱振瑞譯《半生記》，麥田出版，2009年。

松本清張著《西鄉鈔》，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年。